华东师大披露珍贵档案:为了毛主席写的这四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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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-06-25 20:23

  今天,为纪念华东师范大学前身光华大学建校94周年,学校档案馆推出新著《廖世承校长与光华大学》一书。据该书主编汤涛介绍,全书总计70万字,收录廖世承自1949年至1951年执掌光华大学期间所形成的书信、文稿、公函、布告、会议纪要等多种原始档案,全方位展示了廖世承的治校理念和教育实践。

  该书还附录了1949年秋光华大学各系课程表、欧阳路及大西路校基土地清单及1951房产清册,全方位呈现了光华大学的办学概况,为研究近代中国高等教育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档案。汤涛介绍,新著中所汇编的很多档案,都是首次向社会披露和公开,对研究民国时期和新中国初期的高等教育,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。

  廖世承是嘉定廖氏家族的又一位英杰。祖父廖惟城,国子监生,兼精儒书和医理,在嘉定筹资创建赊棺局、保赤会等慈善机构,造福一方。父亲廖寿图,廪贡生,学养不浅。

  廖世承聪慧好学,三岁时就能指着《荡寇志》上的人物画像说出他们的名字,六岁进私塾,八九岁时,《四书》已经读了一半。幼年喜读小说,特别是武侠小说。1908年,高小毕业,进南洋公学读书。这时,他的性情转变,喜看《明儒学案》,还喜欢看《民生》、《民吁报》。毕业后入北京清华学校高等科。1915年赴美国布朗大学攻读教育学、心理学,获博士学位。

  廖世承于1927年3月加盟光华大学,1928年至1931年担任副校长,抗战期间受命前往湖南参与筹设国立师范学院并担任院长。1946年抗战胜利后,他继续回光华担任副校长,直至1949年初代理校长,1949年8月正式担任校长。1951年,他率光华与大夏大学合并成立华东师范大学,并出任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。1956年,任上海师范学院(现为上海师范大学)院长。

  《廖世承校长与光华大学》一书再现了廖世承临危受命,在历史转折时期带领光华大学渡过经济危机、积极融入新时代的努力。

  1949年初,廖世承代理光华大学校长期间,正值国民政府经济崩溃,货币贬值,学生缴费也都是以白米市价折算,学校不得不根据缴费日期调整收费数额。

  光华大学关于学生不同日期缴费应折合白米市价的布告从1949年2月10日到4月23日共发布了22份,白米每市石以金圆券折算,从每石6000元涨到1500000元,两个月左右时间米价上涨了50倍!可见当时经济困迥之甚!

  如:1949年2月10日发布:“凡在规定时期即二月十、十一、十二、三日缴费之学生,应缴白米代价,每市石以金圆券陆千元折算,合亟布告,仰各知照此布!”

  1949年4月23日发布:“在四月廿二日缴费之学生,其应缴白米代价,每石以金圆券壹佰伍拾万元折算,相应函达,即希查照为荷。”

  上海解放后,为了光华大学有更好的发展,并与新民主主义建国工作相配合,1949年6月9日,廖世承率领光华大学教授会、讲师助教会和职员会,第一时间分别向、朱德发《致北平主席的贺电》和《致北平朱德总司令的贺电》,表示对新中国和新政权的支持、期待和向往。

  在经得同意后,在全校发布《关于恢复“知行合一”校训的布告》,布告曰:“查本校创办之初,即以“知行合一”为校训,嗣同受反动派之压制,被迫改用“格致诚正”。兹为承继光华革命传统,并使在学诸生珍视理论与实践之结合起见,当经第四次校务委员会议议决,自即日起,恢复“知行合一”校训,合行布告,仰各遵照。”

  函曰:“本校师生员工佩挂之校徽亟持重新铸制,当经会议决定,拟向贵校借用毛主席亲题之“清华大学”原底稿纸,或将贵校现用之“校徽”寄借一枚,以资仿制(其余毛主席亲之“光”字已向他方搜集),一俟仿铸完毕,当即挂号璧还。相应奉恳,敬祈察准并复为荷!”

  后来清华大学函复表示“毛主席为本校所题‘清华大学’字样底稿及照此字样所制校徽,均不便寄出借用”。此事才告一段落。

  他在光华大学附中等校任校长时,就尝试进行一系列的改革与实验,这些改革汲取了中国传统教育的精华,参照了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,不会产生水土不服的现象,这也是廖世承教育思想独具高屋建瓴的视角与敏锐眼光的原因所在。

  廖世承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,就提出全面育人的思想,和今天所倡导的“三全育人”中全方位教育理念不谋而合。在1935年《赠毕业班的几句恳切的话》中,廖世承对毕业生提出“强身、力学、敦品”六字要求。用今天的话来说,就是德智体全面发展。而智育、体育、德育三者孰轻孰重,在他看来,“体育第一,德育第二,智育第三”。

  他重视体育教育。八十多年前,廖将体育和民族存亡联系在一起。他曾说:“要知现在的战争,是体力的战争,智慧的战争,人格的战争。体育不发达,不必待两军相见,民族的胜负已可判定了。”这也就让我们理解了廖为什么将体育放在第一位的教育思想。光华附中很重视日常体育锻炼,每天早上15分钟早操,廖都提前到检查出勤。校运动会、跨校运动会、系之间运动会更是从不间断。

  他重视课外活动在1937《关于中学校的课外作业问题》一文中,廖提出,学校生活,不限于在教室内听课,课堂之外的各种活动,都有重大教育意义。“若学校太注重狭义教育而忽略了广义的生活,必致不良影响”。1932年度上学期的光华附中,每周三午后的课外活动相当丰富,包括:师生足球赛、师生联欢会、师生谈话会、远足、郊叙、音乐会、运动会、游艺会、时事测验、交谊会,参观等等。附中学生课外活动还有编辑刊物《附中半月刊》,排演话剧,演说辩论,研究音乐、美术等。

  廖世承是我国教育改革的倡导者和实践者。他虽然长期在大学担任重要职务,但他在中学的教育研究和教育实践方面取得很大的成效。

  20世纪20年代初,中国教育改革呈现出一种非常活跃的态势,学制改革是其中的一个热点。当时有“四二制”“三三制”的争论。“四二制”的代表人物是当时教育界领袖蔡元培,而“三三制”的代表人物却是当时初出茅庐的廖世承。

  廖世承坚持在东南大学附中亲自试验“适合个性的,顺应时代潮流的“三三制”。东大附中的学制实验,对“三三制”的确立、最终结束当时中国学制混乱的局面,起到了重要影响。

  1922年,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《学校系统改革令》,新学制方案为:小学六年,初中三年,高中三年,简称“六三三”学制。廖世承的呼吁和东大附中认真实施的成功经验,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的学制改革。

  1927年,廖世承因母亲故世,父亲需人照料,他决定辞职回到故乡嘉定照料父亲。此时,很多机构闻听此事后,一时多处来电来函邀请前往任职。他意欲在上海任职,以便就近照料父亲。曾使他犹豫不决的有两处:一是上海工部局聘任华人教育处处长;一是光华大学聘任大学教授兼附中主任。论待遇,华人教育处比光华优厚,月薪400元,且供给花园洋房住宅,而光华只有200元月薪,光华创校伊始,工作艰难。

  念及光华是“五卅”运动中圣约翰大学爱国师生愤然离校,由上海爱国人士捐地捐款创办的,廖世承“出于爱国之心,决定接受光华聘任,任该校教育系主任、附中主任兼大学副校长”。1931年,他“力辞副校长兼职”,集中精力办好附中。数年后,光华附中被评为“设备完善、办事认真、成绩蜚然”的甲等中学。在教学成绩和体育比赛中,都已胜过洋人所办的圣约翰大学附中,为中华民族扬眉吐气。

  在抗日战争爆发不久,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陈立夫想聘廖世承为中等教育司司长,几次派人来劝说,都被一一回绝。

  1937年11月,日军入侵上海,光华大学暨附中在大西路的校舍,全部被炸毁烧尽,他仍尽职在光华大学任教,奉献于教育事业。1938年冬,受教育部的聘请,他辞别病榻上的老父和妻儿,至湖南安化县兰田镇创办国立师范学院,担任该院院长。

  由廖世承创建的这所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师范学院,延揽了钱基博、钱钟书父子这样的鸿儒以及众多知名教授,也因此能在炮火连天的抗战中,历经七载,弦歌不断。该校成为抗战期间全国影响较大的大学之一。

  值得一提的是,廖世承创办的蓝田国立师范学院,据学者考证,就是钱钟书《围城》中三闾大学的原型。